通胀高企考验宏观治理
通胀高企考验宏观治理
《21世纪》：哪些因素导致今年以来通胀持续走高？下半年的通胀走势将会如何？
王志浩：在食品和非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下，5月整体CPI同比增长创下新高，当前宏观经济数据略偏向积极，需求面稳定，但近几周猪肉价格涨势凶猛，通胀仍处于上升通道。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来看，特别是经季节调整月环比原材料价格从上月的2.7%加速到7.8%，尽管工业增长动力正在减弱，我们预计7、8月份PPI同比增长率仍将达到8%，这将增添CPI继续高位徘徊的忧虑。
总体来看，我们估算未来三到四个月CPI将会徘徊在5%以上，年平均CPI涨幅约为5.1%，而且预计工业活动趋缓的幅度较为温和，时间也不会太久。
王建：今年以来的通胀仍是以食品价格推动为主，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增长11.7%，比当月的CPI水平高出一倍。近年来，CPI受食品价格推动的比重一直在六成左右，并逐渐演化成一种全球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今年的气候灾害比较多，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上涨也很猛烈。从国内来看，近期猪肉和鸡蛋的价格的涨幅也比较高。猪肉涨价和前两年生猪存栏量下降有很大关系。同时，粮价上涨使饲料价格上升，也带动鸡蛋等副食的价格上升。总体来说，输入型通胀、工资上涨这两个因素对CPI的影响占四成，食品占到六成。
今年全年的CPI会在5%-6%，5月份的CPI还不是今年的最高峰。三季度可能会是一个平台期，CPI会在4%-5%之间波动，到11月份左右CPI会再创新高，甚至可能会达到6%以上。决定今年CPI走向的主要因素是粮食价格，而粮食产量主要受气候影响。从年初的情况看，先是旱灾，之后又转变成涝灾。旱灾影响早稻减产，夏粮的收成肯定会受到影响，同时旱灾和涝灾也会影响到中晚稻的播种，使秋粮减产。恐怕今年的粮食会有一定的减产。减产对粮价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到四季度会产生一个新的CPI高峰。
宏观政策效果评估
《21世纪》：您如何评价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和效果？央行对加息的审慎，主要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志浩：今年以来，央行两次提高基准利率，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取得一定调控效果。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对冲过剩流动性，而加息则传递出决策部门对抑制通胀的决心。
利率政策调整需要决策层首先达成共识，还造成了利率调整通常滞后而不是领先于经济周期，尤其是在经济过热的宏观环境下。作为更高层次的货币政策手段，利率往往用于向公众释放当局政策意图。当宏观经济确实出现过热或过冷迹象时，银行信贷增长将直接受到严格管理。当经济周期出现极端情况时，政府将会动用其他工具，包括价格管制，投资项目审批等。不过，随着决策部门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在不断改进，未来利率政策的调整会更加及时灵活，具有更强的前瞻性。
王建：今年以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不完全是为了应对通胀。因为在之前通胀并不严重、宏观调控并没有把通胀作为主要调控目标的时候，存款准备金率也在不断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外汇大量流入。比如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1380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208亿，直接投资净流入426亿，外汇储备的增量中可能有六到七成是热钱。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着人民币的投放，央行需要回收。2003年以来央行主要用央票来操作，而央票需要付利息。随着外汇的流入增加，央行的利息负担也越来越重。所以，央行用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回收货币，让商业银行来负担，分散央行的压力。当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确有收紧银根的作用，但当前其主要目标还是使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达到央行的既定目标。
而加息是直接作用于通胀的。这一轮调控中，经过四次加息，在最近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利率未动。这说明宏观调控当局已经开始认识到：当前的货币收缩无法解决通胀，而加息对经济增长的伤害是既定的。5月份的宏观数据显示，出口增速下降，外需又在收缩。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需如再继续紧缩，对经济的叠加效果令人担忧。所以现在宏观调控要更多考虑如何保持经济增长。
“硬着陆”风险如何应对？
《21世纪》：今年全国计划建成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截至5月底，已开工340万套，只占计划的34%。房地产投资下滑会否大幅超过保障房投资的增量？这对于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建：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今年保障性住房的开工能够达到一千万套，就会增加1.3万亿的投资，确实能够弥补房地产调控减少的投资量。但是保障性住房投资的1.3万亿，中央财政只拿出1300亿，剩下的让地方政府来出，就面临很大的困难。现在房地产调控，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下降，直接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上既出地、又出钱，自然缺乏积极性。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中央年内首批504亿的地方债，但相对于保障房的总投资额来说，还是远远不足。所以，今年的保障房完工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已经开工的34%，并没有施工进度的具体信息，年内到底能够完工多少，仍不确定。
《21世纪》：截至2010年末，政府融资平台总量超过10万亿，主要集中在县级财政。这对于银行和实体经济将意味着怎样的风险？
王建：我并不认为地方债会酿成非常巨大的风险。地方债的总额超过十万亿，财政部的分析报告显示，其中有问题的大概有二至三万亿，以中国目前的政府财力应该能够应对。今年政府财政收入预计会突破十万亿，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不少结余资金。地方债涉及地方政府和银行，但两者都属于政府体系。即便三万亿都出问题，也可以通过剥离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化解。真正的风险在于金融危机之后为救市投的几十万亿。去年的信贷投放是7.5万亿，今年估计也在相似的水平。连续几年的信贷投放，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流入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这对金融体系的威胁是非常巨大的。银行为这些项目所提供的资金大概在二三十万亿的水平，这里面的坏账会有多大？尤其是最后上的一批项目，在项目开工之后，就遭遇市场紧缩，将有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21世纪》：您如何评价当前实体经济的景气程度？宏观政策如何在平息通胀的同时，防范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王志浩：从工业增加值和进口增长等数据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轻微的减速。大多数城市房屋成交量比去年同一时期降低一至三成。通胀忧虑持续攀升对汽车、国内旅游等造成冲击。
但由于此次经济增长减速从性质上说是受政策影响的，我们不认为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较大。预计到四季度，随信贷控制放松带来的政策适度宽松，经济增长将会恢复。我们预计 2011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在8万亿到8.5万亿元之间，将会高出央行设定的7万亿到 7.5万亿的目标。美国经济状况越差，中国信贷控制放松将会越快，力度也会更大，我们预计2011年中国GDP增长将达9.3%。
2012、2013年年度平均经济增长分别为10%和9.5%-10%。预计通胀也会随之升高，并且，由于基准存款利率仍然低于4%，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不太可能转为正，资产价格还会继续面临上行压力。因此，我们预期中国将在2012年第三季度进入一个新的紧缩周期。
王建：当前收缩货币对经济增长的压抑效果已经显现，所以宏观政策需要平衡经济增长和应对通胀两方面任务的关系。
宏观政策必须着眼于长期，着眼于结构性问题，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当前的宏观调控只能在短期内调节需求水平，并不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所压抑的需求。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由于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国内需求不足。同时，国际市场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程将会很缓慢，甚至仍有继续下行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用宏观调控来解决短期平衡，希望保持8%-9%的增长率，是很难实现的，而且在今后会越来越难。我个人预计中国经济从今年开始进入三年下行期，去年GDP增速是10%，今年可能是9%，明年是8%，后年会在7%甚至以下。所以，想要实现逆转，必须通过根本的战略性调整和改革，来释放国内需求。内需的扩大从哪里着手？解决之道是大规模启动城市化。唯有城市化才能释放国内需求的巨大潜力，创造大量的就业，并改善居民的收入。必须加快推进在城市化和收入分配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免贻误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机。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