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怎样应对“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刘伟：怎样应对“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就从发展本身面临的挑战来说，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系列的结构矛盾。首先是总需求当中的内需和外需失衡，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破坏太大。
其次，在内需方面，内需中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相比确实过于依赖投资了。我们也知道，世界一般的经济增长如果10个百分点的话，近7个百分点是靠消费需求拉动的，3个百分点是靠投资拉动的，一般是三七开，我们是倒三七。就是我们七个百分点是靠投资，三个百分点是靠消费。而投资其实到一定程度它排斥消费，只要资源是有限的，投资到了一定的增长点它对消费就形成排挤。我们算过这个账，就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如果是在23.5%以下，投资需求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大概放慢接近0.6个百分点。而超过23.5%之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还增加，它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速大概就下降0.9%，差不多一对一了。到了30%以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还在增加的话，每增加1%，消费需求就不是增速放慢了，是绝对负增长。2010年，中国扩大投资的增速和由此导致的消费需求的增速的放慢，基本上是抵消掉的。这个就要高度注意。
第三，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它会在影响公平的同时影响效率。宏观上，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居民收入增长最慢。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微观上在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超过0.45的，逼近0.5了，降低了公平水平，同时损坏了效率，因为它会使有效需求不足。现在，居民收入增长最慢，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第四个结构矛盾就是产业结构当中的矛盾，现代服务业落后。2005年现代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当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40.8%，不到41%。我们一年增长0.6个百分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五年提高3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就是今年应该达到43.8%的样子，就接近44%，这个水平偏低。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极为严峻。此外，在工业制造业中高能耗、高污染、高物耗的产业占比过大，体现出结构效益落后。
最后是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2009年城市化率是46.6%，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是全球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同时，中国的城市化里面还是有些泡沫的，因为我们含了一亿多进城农民工，农民工没有市民化，而只是进了城市。更重要的是城乡发展二元性差距大。我们算过一个经济上的账，3.3个农民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4.5个农民的购买力、消费力相当于一个市民。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如果按47.4%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于40% 多一点的人口，这是个扭曲，也是难点。
因此，“十二五”期间，我们要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提高解决结构问题，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要创新分配制度、财税制度等等，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同时，要克服内需不足，除了直接刺激需求的短期宏观管理政策之外，实际上要深入到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真正要提高供给能力，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根本就是创新问题，这个恐怕是“十二五”期间的难题所在。
一般而言，在现阶段，中国不愁增长速度，愁的是我们是以什么代价获得经济增长。这就回到发展方式上，发展方式的转变核心是什么？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移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从主要依赖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变到主要依靠高效率竞争优势。因为发展方式转变本质上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主要就这两块。所以，“十二五”期间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主题。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